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曾关押着一批改造难度大的国民*中高级军官。
其中有一个人叫陈士章，河北赵县人，曾是国民*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在管理所中小心谨慎，不强硬反抗也不力争上游，堪称“中间人”，这让他成为了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重获自由的陈士章，想前往台湾与家人团聚，不料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拒绝，只好移居美国。有意思的是，晚年的他在大洋彼岸颐养天年，开始写回忆录，笔耕不辍，年以作家的身份谢世。
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中间人”陈士章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前身是一座庙，清末，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朝廷在这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劳改机关——京师习艺所，之后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司法总长罗文干对这一监狱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令其摇身一变成为国民*掌控下的“第二模范监狱”，在里面残害了李大钊等共产*先驱。
年新中国成立，“一唱雄鸡天下白”，北京德胜门外的这座监狱归公安部接管，成为了改造国民*战犯的特设机构，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可不简单，有原国民*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原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王耀武、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人，人员构成复杂，而且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深入参与过国民*的重大决策，自视为蒋介石的信徒，改造难度不言而喻。
现实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原国民*中将黄维、文强等人拒不配合改造，比如文强倔强地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当然，其中也有态度比较配合的战犯，如杜聿明、王耀武，他们原意主动接受改造。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战犯，他们不露锋芒，既不争取先进，也不顽抗到底，努力让自己显得低调，陈士章便是这种战犯的代表。
生于年的陈士章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训练班，是蒋介石眼中的得力干将，曾任国民*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低调行径，当然是事出有因的。
年年初，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反诬新四军“叛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陈士章正是这场皖南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时，陈士章任第四十师副师长，带领国民*士兵围攻新四军，烧杀抢掠无数，并且俘虏了叶挺等我*高级将领。
因此，自知罪孽深重的陈士章从踏入监牢的那一刻起，便惴惴不安，无时无刻不担忧会遭到清算。可以说，一把不显山不露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常悬于陈士章的头顶，让他战战兢兢，一举一动都在揣摩，不敢松一口气。
二．善于隐藏的陈士章与其逃跑经历
碾庄战役爆发，陈士章在黄百韬兵团中统领25军，一番血战后，25军因不敌华东野战军而被打得几近溃散。
兵败如山倒，陈士章成了光杆司令，身边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个参谋和警卫员，而面前却是华东野战军坚如铁桶的包围圈。命悬一线之时，陈士章灵机一动，打算乔装打扮，分散突围。
在逃难时，有些国民*军官还端着架子，戴着墨镜与金表，嘴里叼着大雪茄，解放军战士一眼就能识破他们的身份。
陈士章则不然，他装扮成了最不引人注意的农民，在这方面，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出生于河北赵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从小跟着父母做农活，天天面朝黄土，锄地、插秧、割草，他最知道农民是怎么样的。
当时，为了逃难，陈士章换上了粗布织成的破烂衣服，柱着一根枯树枝，挎着个装着山药蛋的破篮子，只身混入了难民队伍。
这还不算完，陈士章在行走的过程中，边走边嘬烟杆子，嘬完了就用烟杆子在鞋上敲打几下，一举一动都是老农民的模样。
路上，一位叫许云海的解放军班长注意到了陈士章，问：“哎，你是哪里人？做什么的？”
陈士章神色未变，回答道：“我是赵县人，18师的一个伙夫。”
许云海见他操着一口河北口音，穿衣打扮很像一个伙夫，而且手上有不少做农活做出的茧子，于是就没多问，还给了他两块银元作为回家的路费，陈士章表示感谢后镇定地离开了。
陈士章一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国民*地盘，正赶上一队国民*士兵拦在关口，事无巨细地盘查过往人员。士兵们没把农民装扮的陈士章放在心上，态度蛮横地叫他出示这证件、那证件。
陈士章不堪其扰，告诉士兵们自己是25军军长陈士章，不料士兵们被天降“大功”冲昏头脑，只听清了“军长”两个字，急哄哄地把陈士章绑了回去。
一番盘问后，士兵们发现这个农民模样的人确实是军长，却是己方的军长，他们闹了个大乌龙。士兵们慌忙给陈士章解绑，向他连连道歉，陈士章也没怎么计较。
然而，当陈士章终于回到了家，却看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家里摆着他的灵堂，他的黑白照被放置在棺材前，两边摆着各类水果和点心，妻子与儿女们面露哀色，不停地垂泪。
原来，陈士章的家人们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的是黄百韬兵团有位叫作“陈章”的军长阵亡了。
“陈士章”和“陈章”就差一个字，而且陈士章也隶属于黄百韬兵团，多日杳无音讯，因而陈士章的家人们怀疑是报纸上漏了一个“士”，陈章就是指陈士章，他们在悲痛之下给陈士章做了个衣冠冢。
当他们看到陈士章平安到家，眼眶里含的泪水僵住了，一脸错愕，对陈士章的隐藏本事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此看来，小心谨慎、善于谋生的陈士章会在监牢里主动边缘化以避祸是再正常不过的。
三．被俘的陈士章及其改造生活
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陈士章最终还是落入了解放军的大网。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在陈士章顺利逃脱后，蒋介石没有责怪他的失利，反而赞许他死里逃生的忠诚与奋勇，非常信任他。
毕竟陈士章是正儿八经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而蒋介石将国民*军中黄埔军校的相干人员都视作嫡系，对他们信任有加。因此，蒋介石选择让陈士章重建25军，25军军权仍归陈士章掌握。
陈士章自知国民*已是强弩之末，他提前将家人送去了台湾，自己则坚守福州，顽抗到底。
不到六天，陈士章刚组建起来的队伍便在解放军锐不可当的攻势下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弃城而去，一路逃到厦门，准备找机会逃到台湾。不承想，解放军长驱直入，没过多久便攻占了厦门，抓获了滑不溜秋的陈士章。
陈士章被俘后，终日惶惶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自己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被折磨至死，极大地低估了共产*的胸襟与气度。
事实上，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便规定过我*我军对待战俘的5大原则：一是缴枪不杀，二是尊重人格，三是予以释放，四是教育改造，五是提拔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红军优待战俘的传统被继承，共产*坚定不移地贯彻《日内瓦公约》第三公约的相关条例，即“战胜国捕获战俘之后应该对战俘负责，尊重战俘的各项权利，保障战俘的人权，并给予其人道主义的待遇和关怀”，对战犯施行“一个不杀、积极改造、重新做人”的改造政策。
因此，真正踏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陈士章便被惊到了：这里没有皮鞭，没有电椅，没有老虎凳，有的是适当的学习、劳动安排与完善的医疗服务。在人性化的管理政策下，监狱方面对战犯们的身体健康自然是照顾有加。
有次陈士章得了痔疮，监狱领导得知后，立即派医院，随行十几个人护送。
陈士章穿着一袭黑风衣，戴着黑墨镜与长围巾，派头十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某位大领导前来治病，可把其他病人羡慕坏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士章虽然在柔性的监管环境下放松了不少，但始终不敢完全松气。他与昔日同僚若即若离，虽然同僚们和他一起上课学习，一起接受改造，偶尔一起回忆往事，但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四．被特赦后的陈士章与台湾当局的交涉
尽管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不像国民*监狱一样暗无天日，但毕竟失去了自由，战犯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渴望能走出监牢，过上自由的生活，而这主要有赖于特赦。
我们知道，国家在重要历史节点时，为彰显人道主义，会对特定战犯赦免余刑。在年、年、年、年和年，我国对经过一定时期的劳动改造且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进行了特赦，如原国民*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与原国民*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而陈士章的态度难以捉摸，这使得他在前六次特赦时都榜上无名。
幸运的是，年12月，毛主席在长沙与周总理会面时，提出了可以把特赦再次提上日程的想法，周总理表示赞同，并在回京后马上办理此事。他让保卫员召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询问华国锋在押人员的情况。
华国锋不敢疏忽，他做了数次摸排，得出了具体数据：目前还关押着国民*战犯人，伪满战犯2人，伪蒙战犯1人。
华国锋就战犯的思想动态与相关工作人员反复研讨，确定哪些战犯可以被赦免，拟定出了《关于第七次特设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发现里面提到有13人仍需继续关押，他大手一挥，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不久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
这一决定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中央想借此向国民*当局传达和平的意愿，因为解决台湾问题是毛主席晚年的夙愿，也是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无论如何，年3月，年过古稀的陈士章终于嗅到了自由的空气，他开始考虑未来何去何从。
当然，由于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陈士章并没有考虑太久便做出了决定，他联合王秉钺、蔡省三、杨南邨等另外九名意欲赴台人员，坚定而又忐忑不安地向中央提交了申请。
毛主席听闻后，宽容地回复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也可以回台湾。”
同年4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一家烤鸭店为要求返台的十人设宴践行，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路费。随即，他们动身来到了香港，满怀憧憬地等待台湾当局的回应，希望能早日全家团聚。
然而，他们听闻了一个叫人震惊的消息：4月5日，蒋介石去世了，从此，台湾正式进入了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忙着处理蒋介石的后事，对父亲的国民*爱将没什么感情，对他们十人的返台请求的答复只有两个字：等待。
陈士章在香港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等了好几个月，整日彷徨不安，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消息，不过是个坏消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示好并不领情，他们被拒绝入境了。
五．远渡重洋的陈士章及其“作家”新身份
收到被拒绝入境的消息后，一种难以形容的茫然袭击了陈士章，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戎马半生效力的国民*，却对晚年的他翻脸不认人。
所幸，台湾那边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他的妻子早就把孩子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他的儿女们得知陈士章重获自由后，没过多久，便不远万里地从美国飞到了香港，将父亲接到了美国中北部的印第安纳州。
此后，陈士章又想办法把居住在台湾的妻子接到了美国，一家人终于捱过漫长的岁月，团聚在了一起。陈士章看着分别二十六年之久的家人，百感交集，泪如雨下，颤抖着双唇，一时间只能说出一句话：“回家，真好！”
在大洋彼岸，陈士章在家人的陪伴下慢慢适应了新生活，常年悬着的一颗心也渐渐地落定下来了。
陈士章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安详休闲的生活，他却闲不住了，他想写回忆录，想把亲身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用纸笔记录下来。
写回忆录，对于陈士章而言并非难事，一方面他深度参与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有着旁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丰富经历。
另一方面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又先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军官团、政治训练班、高等教育班、战术研究班等修读，各类证书齐全，堪称是文武全才，既握得住枪杆子，又用得了笔杆子。
陈士章撰写了《蒋军第四十师袭击新四军经过》，以一个见证者、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具体讲述了自己担任第四十师副师长时，第四十师在三溪镇围歼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对新四军突围失败的经过、叶挺将军出来谈判反被扣押的结果也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他还痛定思痛，写下了《淮海战役第七兵团的毁灭》，以当事人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述出了国民*第七兵团从意气扬扬到抱头鼠窜的全过程，一边回忆，一边反思。
陈士章用自己的一支笔，让历史尘烟中鲜为人知的史实重见天日，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国民*冠冕堂皇的粉饰式宣传，让人们更接近历史真相。
陈士章焚膏继晷，倾尽心力撰写出了《黄百韬的起家和败亡》，讲述了他的上司黄百韬如何从一名没有靠山的“杂牌将军”走向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国民*嫡系将领的过程，并对黄百韬在淮海战役中的败亡之因揭露得入木三分。
读者看罢，总会不自觉地掩卷长叹，原来啊，黄百韬早在战死疆场前就已经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陈士章的回忆录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肯定，其观点之明确、论据之充分、逻辑之严密叫人叹服，堪称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这些赞美鼓励着陈士章笔耕不息，连年创作出极具史料价值的精品。年，他因为胃病发作，在美国洛杉矶闭上了沧桑的双眼，溘然长逝，享年九十岁。
这个戎马半生的名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只不过在晚年换了一种方式——他以笔为媒，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