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埃斯库罗斯认为，希腊与东方人在外貌、信仰与风俗上也有着根本不同，这种不同促使希腊人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将符合希腊精神的民族传统和价值理念作为衡量他国是否合乎潮流与规范的标杆，并借此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东方的轻视和排斥。正如希罗多德所言，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有亲属关系，我们祭祀诸神和奉献牺牲的圣地是共有的，我们生活习惯也相似”。这四重标准成为古典时代希腊人与东方人区别的重要标志。《乞援人》中达那奥斯和他的女儿们虽然祖先来自希腊，但她们“非希腊装束，一身豪华的外族宽大服装和头饰”;长相也有外族特征，丝毫“不像这附近地方出生的女子”。直到乞援人追根溯源，国王才认同了她们的身份。在《波斯人》中，希腊与波斯的作战方式也有巨大差异，波斯人擅长挽弓射箭，雅典人则“有近战的戈矛和护身的盾牌”。也就是说，希腊人习惯近身肉搏，波斯人则宁愿呆在安全距离之外放箭，双方面对战争时的心理是完全相反的。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建立在拥有共同生活方式与心理认同的基础之上，既然东方人与希腊人在生活习俗上有着巨大的不同，东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异域。埃斯库罗斯正是借此引导希腊人产生对东方的排斥与对泛希腊民族的认同，把希腊人统一在以共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之中。
2000年开始实行新休假制度，假日经济迅猛发展。人们将过去那种节日以探亲访友、在家休息为主转变为利用长假休闲时间外出旅游、购物。这一消费习惯的转变，给旅游热点城市的桂林市带来了与旅游相关的集中消费。
因为在中国青少年儿童缺乏相应的性教育知识，面对这样的性问题不懂得处理，才会导致一系列与儿童性相关的事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巨大。
